我们很多时候探讨的都是老的人情，老的一些规矩，其实爱恨情愁都已经变的很次要，时代的大悲剧可能也是次要的，可能更重要的东西是中国人的样儿，中国人得有样儿。包括我自己导的两部电影，当时看完之后有观众问说，其他的武打片里面武林人士总是反映很亲密，相反在你的武打片里，人好象反映慢半拍，这是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生活里遇到意外情况没有一惊一乍的东西，这是他活出来的东西。现在的国人，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很严重，一是上了年纪的人去巴结年轻人，写什么书说别这么写老先生，年轻人不喜欢。或者说电影，年轻人不买票。都要巴结年轻人。包括我出《逝去的武林》的时候，当时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请了一些小孩来看，他们第一反映是这个不好，你说大过年的逝去武林，带一个“逝”字多丧气啊，读者没人会买的。我就没办法辩驳这个事。开始年轻人给我的建议是“你所不知道的武林”，后来我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奋斗，我才战胜了年轻人，保留了这个“逝”字。

肖维佳：还有人跟你反抗，写了《身边的武林》，刚学武术没几年的，说我们身边有武林，没有逝去。

徐皓峰：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人，在年轻人面前如果没有尊严、没有魅力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你这个文化是颠倒过来的。另外一个严重的，感觉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样儿，失去了自己的形象，我们拍一个东西，文学里写一个什么东西，你搞不清楚他们是哪的人，都是当代的北京人或者上海人，但是绝非民国人和传统的一脉相承的中国人。这是对中国人自己仪态的漠视，巴结年轻人，好象成为现在流行文化了。所以我写书，包括跟《一代宗师》合作的时候，当时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两条翻过来，能不能不太在意这两条，能不能别怕年轻人看不懂，咱们就做一个他们看不懂的东西。

史航：王家卫有这个传统，别的电影看不懂可能口香糖就会吐了，但是他会一直嚼下去。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一代宗师》这个电影，但是王家卫以前是一个很神秘的墨镜王的状态，但是《一代宗师》能够感觉到他跟以往有一种改变，所以我想到中国老话有一个词叫“出神入化”，走出那个神秘，墨镜里那个神秘的东西，而走向化，这个化是一种融化的感觉，比如梁朝伟这个演员，我们很熟悉的一张脸，他可以融到叶问这个身上，也可以融到“一代宗师”这四个字上。我觉得这个“化”糖融于水，水融于土，这都不是损失，而是更完整的扩散。皓峰说不怕年轻人读得懂或者读不懂，这个很重要，什么东西金贵？人参。不金贵的？萝卜。

人生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把每根根须都剥出来，这才是完整的，而我们太习惯于拔萝卜式的吆喝的东西，所以人参自己都不爱长了。一代宗师，什么为宗，什么为师，就在于那个样儿的东西，我们绝不为了让你理解起来省事就把骆驼叫成马背肿，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大量建议老板说，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的教父再加上中国的失恋33天，他就会说这个好，因为他都知道。所以他特别希望你把它换算，就像吃一口东西要知道有多少卡路里才知道是否符合减肥计划。皓峰自己导演的《倭寇的踪迹》和《剑士柳白猿》都有点像，皮比较厚，是一个坚果，你得自己凿开，不管它是榛子、松子还是核桃，你得自己去凿。大街上有专门卖瓜子仁儿的，但是那个吃着不想。皓峰对电影一直也在追求，也在电影学院当老师，由《武士会》延伸，来谈谈你对中国电影的感受。因为我看过《刀与星辰》，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武士会是贯通的，就好象一个是序一个是评一样，所以更想听听这个感受。

徐皓峰：其实在八十年代的电影史两个重要的大师放弃了电影，一个是博格那，还有一个是米格朗仲尼，因为他当时看到电影的趋势和人们的审美，当然虽然他们临死之前都各拍了一部，回光返照吧。我当然不是大师了，但是我也有这种感慨。我们受的电影教育的时候，当时是最有文化的时代，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前期，还是有八十年代的余波。当时感觉大家都很热爱读书，你到小卖铺买烟，卖烟的人会很认真的跟你说，我终于搞懂蒙太奇是怎么回事。

我们当时受的电影教育，他的电影观一方面是法国的纪实美学，另一方面因为苏联湿电影的概念，跟中国的人是天然相通，确实代表的人物也是读日本的诗跟中国的诗。所以八十年代我们受的电影观是很奇怪的，是两种学语，纪实美学跟散文诗化美学，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那时候很让人振奋的东西。后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那时候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把这个事情竟然做成了，好象我们完美的消化了西方异族来的二胡和琵琶，我们竟然在形态各方面揉过来。而且当时看《黄土地》、《大阅兵》都兴奋的不得了。突然我们毕业的时候，好象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中国人也不爱读书，不爱看电影了，允许你拍的电影，不说好莱坞怎么样或者港片怎么样，就说咱们做一个商业片。但是你做商业片，你又不好好学，都觉得凑几个元素就是商业片了，所以电影人好象从文化贵族变成自由市场的小贩，不管你挣多少钱，但是你内心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我觉得二十年来中国电影人一直处于自轻自贱的状态。而我们知道，一个艺术品最重要的地基一定是此人自尊才会有艺术品。

   史航：《刀与星辰》里面对每个大片进行了一番评点，我觉得皓峰在这个场合说的都比较客气。我们期待新的电影，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新的项目，而这个项目是一个旧模式的旧的投影。我看你一本书中提到智式，跟另外一个东西进行对比，这个我也很感兴趣，想听你说两句。   

徐皓峰：智式在以前历史上，它的地位其实很低的，等于是陪着皇上玩儿的，做智力游戏的这些，智式和智者是两个概念，智者对生活、审美是有开启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文化人，或者作为一个电影人，当然有种调剂的方法，你也能在行业里凭自己的手艺挣到钱，但是你总觉得有严重的不满足感，我觉得这种不满足感就是因为，可能你内心最深处想干的是别的，但是因为时代却让你做的是一个卖艺的事情，做的是一个智式的事情。

肖维佳：我觉得徐皓峰有一个很好的倾向，这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我们过去都说文艺作品跟小说电影都是一样的，最好的是雅俗共赏，现在雅俗共赏变成了，在我们能见到的这些文艺里面，变成了不是单纯的向年轻人讨好，实际上是向小市民低级趣味媚俗讨好，媚俗这个倾向现在特别严重，原来艺术家都是思想家，集中了很多人的智慧提炼到很好的高度，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它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它不是卖艺，不是满足你给我钱我给你干事。徐皓峰现在有很好的这种倾向，他很多地方，包括小说，他已经把大家形成的固定模式解析，像小说你不能当热闹去看，你得有那样的经历才能体会那个感受。我希望徐皓峰继续在这方面勇敢前进。

 史航：我看《武士会》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他把几件大事，像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进北京，把这些大事都写到了，但是他用他的方式来看，就像会飞檐走壁的人他可能用他的角度看，爱骑马的人他也是用他的角度来看世界，高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我们熟知的历史，在这里来看可能有很多是隐情，这些隐情有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猜想，比如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他也是把中国近代若干的事用一个逻辑或者一种方式推测。但是这本书跟《城邦暴力团》还有点不一样，最后有几句话“武士不自保、不逃跑，武士不是游侠，是在城中定居的人，遇到陷害和追杀武士也不改变住所，因为武士的房子是道义的象征，武士的实体也是武士的房子，民众往往从受难者身上才能看明白道义所在。”这里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武士不改变住所，在民国他为什么被人尊重？因为你去找，他在。他不是像逃犯一样，以前的江湖神龙见首不见尾，你见不着才是高人，见不着是因为你更仰慕，他也更安全，而这个武士是代表城市的象征，代表这个城市有些东西是可以不变的，你怎么变迁、怎么拆迁，他的东西在那。打个比方，我现在认识一帮老朋友，发现有的人手机号还是1390多少的时候，我很尊重，因为我早就186，我早换多少个手机号了，人家就一直用这一个号跟所有人联系。武士恰恰是这种东西，他是社会纤维制的动是维系什么东西的概念，他担承着很多东西。

我们对历史有很多种猜想的时候，同时又看到一些人一开始的信条没有随着天下大事是自身命运的改变而及时、敏捷、一惊一乍的改变立场，我反而想到的不是《城邦暴力团》，我想到更老一个小说，对我个人当编剧很有影响的小说，就是李敖的《北京法人四》，那里面讲了你对这个国族有什么样的期待，时代变换那么多，而你当初要的是什么，你后来又没有改变初衷。我们回到《武士会》这本书，我想问问皓峰，你觉得这本书，跟《道士下山》、《国术馆》、《大日坛城》的区别是什么？或者你写《武士会》的初衷是什么？

  徐皓峰：因为之前的小说我写的主要是气质跟生活状态，但是这部小说我最关键的是写一个社会结构，所以前面的文学创作它的性质更接近文人散文的性质，关注生活细节，关注内在心灵的灵性，虽然《大日坛城》写的是中日战争，但是着眼点还是在旗上，旗的武道。到《武士会》是写一个社会结构，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中国人不是按照原有的方式去生活，中国人人缘的层次变得相对单一了，这个社会一下被打薄了。我一直想解决一个问题，以前说要逃亡，男女要私奔，真的就走了。一个人一逃亡就逃二三十年，但是这种情况在清末之后，社会基层被打薄之后，这个情况不会发生了，我们看那时候不少国民党资深的、顶级的特务在中国几年就被搞出来，一个都不留的，他为什么躲不了？因为人躲到深山里是有限的，人躲在人群中是躲藏的方法，以前的人群就是森林，各种高低不同的植物，各种生态，你躲一个人群里，另外一个人群跟你是形态不一样的，能够隔开。但是一旦这个社会统一化之后，人都一样，人不存在自己的天地了，包括中国文人的生活，中国文人的书房，中国文人的书房以前是一定要有两间别室，一间别室用于静坐练功，一间别室是他的药室，里面放名贵的药，或者他练名贵的药材，这是中国文人的书房。而且中国文人的书房里最重要的要有一张古琴，要有一把宝剑。他的书房里不光有书，而是很丰富的形态。

只有了解这个形态，了解社会结构，才能真正解决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因为我是过了35岁之后，我对一个问题无法自我解答，我也求证不了。因为我特别怕生活在一个我们都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的环境跟氛围里，但是我从初中一直到35岁都是活在这样一个很严重的氛围里，我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这就是学校的教育，因为我们是从学校小学教育开始有步骤的诋毁我们的传统跟历史，我们小学跟中学看的外国文艺跟中国古典画跟小说，编者按写的首先是批判这个小说有什么缺点。当我们成为一个青年的时候，最火的一本书，超级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是流民跟低档市民里面的意向，但是一下传播就全都是这样的。而且看一些历史书，难道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我们的祖先都是如此愚蠢不堪吗？当我是成年人的时候，我对这个现实无法接受，我如果接受这个现实就没有理由活下去，因为你是一帮蠢货的后代。所以我岁数大了之后，这是我要完成我自己心理的一个纠结。我觉得只有你追究社会结构清楚的时候，才能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