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刚才听砍柴和纪彭讲的，觉得挺好玩的，纪彭讲丁文江在英国留学，然后砍柴也讲曼德拉接受英式教育，我们现在基本也承认英国这么一个小岛，在最近几百年发生的事影响着世界。为什么？它的启蒙思想家发现了一套关于人的界说，影响了当代世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故事我们古人常说的，一个有效的善，或一个有效的恶，都能够推动一个世界。其实我们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也曾经说过，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春秋时代，多国国君都被杀死，这种现象非常多，所以像孔子和孟子，他们就很害怕这个事实。所以他们就说子弑其父，就是儿子杀父亲，还有臣弑其军，作为一个臣子去把君王杀掉，诸侯不留情，这样的情况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所以说弑君是一个间接的过程，是一个慢的过程，但是无论是慢还是快，最初都是一个种子，存在在那个地方，无论这个种子是善的种子还是恶的种子只要这个种子存在，他就能够生长发芽。

《易经》里还有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也是说善和恶也好，正义和罪恶也好，这种种子一旦种下来，它肯定会生根发芽，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社会。我记得我在2008年、2009年这两年，我住在云南，当时基本上会听到社会的情况，社会的进展，跟朋友打打电话，聊聊天。刚好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回到北大，他就正常会给我打电话说，说网上有什么情况。后来他就跟我说中文网没法看了，他说一看就难受，就摇头叹气。我说你现在看什么？他说只看一些英语文献，他说当下的状况，从网上反应出来的人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那个时候我只能听他那讲那种情况，后来才知道2008年前后中国网络上流行一个词汇，叫脑残，你们大家都听过这个词汇，就是脑残流行了2、3年，就是大家都在网上互相打流水帐，互相骂对方是脑残。这就说明这个种子在中国种下了，这个种的恶果是非常可怕的。其实你们可能在最近的半年也体会到这个恶果，这就是915打砸抢事件，这就是脑残者干的事。

或者说我们社会在2、3年的国民状况，心态状况和人的状况，当时中国人自己用一个词汇叫脑残，这是一个恶的种子，他种下来了，所以在最近的半年，他就生根发芽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其实915之后，很多知识界的人都说我们要反省这个状况，但怎么反省？每个人只能从自己所认知的角度去做些努力。但当时，比如说我在云南想写这些状况的时候，我想写一个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他不愿意看我们的同胞用中文，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或者用我们平时所有说的话来表达，这种表达他不愿意看到。就是说明我们的心智肯定出现了问题。

 还有最近2、3个月前，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和他在国内也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论。你们从这些争论本身之所以发生，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文学的趣味，或者文学的欣赏水准，它也是一个很乱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内心中，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标准，他不再是别人的标准，现在跟别人的标准发生冲撞，这是很可怕这种冲撞看似很小，其实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它就表现出一个大的恶果。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从一个脑残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带来的恶果。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看似很繁荣，看似很强大，但是当这个恶果一旦爆发，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都那么脆弱，非常脆弱，我大概两个月前去统计还遇到一个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他自己要车，后来他自己觉得很可笑，他说我不敢买日本车。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到了这种状况，似乎每个人都在分享社会发展的红利，都在分享这个社会发达的果实，但是没有人是安全的，每个人都觉得，看似大家很成功，很有钱，但是内心确实非常的脆弱。这就说明我们共同组织的共同体，这个社会肯定有一些问题是非常致命的，这是我想谈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致命的欠缺。

我一两年前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俊秀老师在想到我们要提倡人格，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时代，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身上有人格力量的时候，我们要提倡这个人格，或者要展示这个人格的光辉，人格的美。有一个好的人格不仅仅说你有安全感，而是说你对自己都有信心。进而你对这个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抱有信心，这是我当时做这个的初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从云南回到北京之前，以前经常会有很多年轻朋友跟我聊天，但是我从云南回到北京之后，再跟年轻朋友聊天，就有两个时代的感受，两个时代差异的感受。就是2007年前后，好像这些年轻朋友确实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或者说很自信，但是到2009年，2010年回到北京的时候，这些年轻朋友各个都很无奈，很绝望，就觉得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后来我发现网上又流行一个词叫“压力山大”，把一个古人的名字做成了一个人的深层感受的描述，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我还记得几个我特别看好的年轻朋友，他们当时为自己的理想不顾一切的去把拼，去奋斗，一度都能够感染我，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他们最终的追求还是希望在北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安稳的家，有个很好的物质生活就可以了。我还记得有个年轻朋友，70后的年轻朋友，他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就让他的爱人，让他的孩子安顿下来之后，在我面前好像是长吁的说，我多年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但是我也能够理解这种深层的压力，给他深层选择带来一个偏好。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悲哀。

比如我们现在可能把鲁迅丢掉了，但是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借用，鲁迅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有一个时代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我不知道用这个话来规范我们时代怎么规范，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似乎我们也分成两个阶段，我们现在流行着励志的，成功的这些图书，都在要求我们去求做成功，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是求做成功而不得而已。还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人生阶段，可能我们功成名就了，我们有房有车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给自己定义，暂时小康了，暂时成功了。这个就属于暂时做稳了成功位置的阶段。我们的人生也被分成这两个阶段，这样我们的人生就跟我们说的文明人格没有关系，我们完全变成奴性人格，或者别人说的，我们是一个权力崇拜人格，后来我们现在又变化拜物，拜金主义的人格。

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就是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很悲哀的事实，就是你跟身边的人没法做深度的交流，深度的碰撞，一旦碰撞之后，你发现你不得不挑战自己，在冒犯自己，而且你也在冒犯你周围的朋友，冒犯你的亲人，因为大家都被这个时代妥协了，这就是我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保有自己的人格。我尽量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在向前看，或者向前看齐的社会，你跟这个时代保持距离，你就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吗？所以看来似乎也不是这样，所以你还是要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保持某种关系和互动，这就是我对志愿者，包括公益慈善的朋友持保留意见的原因。我的很多朋友都希望说我们认认真真读《论语》就行了，我们去读儒家真谛，我们不要去跟这个时代发生关系，不要去管这是怎么回事，也不要管这个国家怎么样，就把自己过好就行。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转型你改变不了你推动不了这个社会转型，你就去做，做好一个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说去做小善，做善事，这都是我们当下比较流行的社会现象。我也蛮尊重一些朋友，但是我觉得站在一个文明人格的高度，我觉得这跟我生活中所理解的文明人格还是有差距的，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我在想，就是说怎么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示范，或保有一种很健康的人格，这也是当初我跟俊秀两个人商量的时候，我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启蒙工作，通过人的示范来启蒙大家，在一个特别时代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个有争议的生活，才是一个较为充实的生活。用去年流行的一个词汇，幸福生活。所以我就跟俊秀讲，我说我们要推动这个社会的起源，后来我们想到，我说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做启蒙也只能从知识人的角度来做启蒙。我们就想到80年代的启蒙，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想起80年代启蒙，还是让几代人心潮澎湃，回忆起那个年代，确实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自己跟自己周围朋友的关系都得到某种新的调整，这是80年代提升对我们的寓意。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腾讯网的杨子鹰（音）曾经说，80年代的启蒙根据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的格局，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从正面的角度讲是有道理的，当然你从当下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受制于80年代的启。所以我说无论我们今天怎么想逃避这个时代，怎么想做好一个个人生活，过好个人生活，但是我们跟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难解难分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多多少少大家多不太满意，甚至觉得压力非常大，其实也是受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邓小平开创的时代，从政治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是北岛和崔健他们开创的文化时代，你也可以说是张艺谋，莫言这些人开创的时代，他们至今在规范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几乎被这些人规范我们不可能逃避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