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煤矿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应该继续做他的煤矿主，就是赚很多钱，但是那时候正好是赶上20年代中期，他感到他有这种政治的责任。同时这边还有个插曲，就是他在办煤矿的时候，他并不是单纯的办煤矿，把自己当成一个完全的企业主，他跟学界的人还有来往。当时他们就做了一个叫《努力周报》，就是来呼吁政府改良的东西。曾经有一任政府，叫好人政府，虽然几个月就倒台了。

民国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坏的政府，在这个相对比较坏的政府做企业，做政策推动，丁文江这样一个人都是在做的，这是第二点。后来到了20年代中期的时候，丁文江又有一个比较的转变，因为他彻底从企业界出来，他当时做了当时人都不解的决策，就是他去跟孙传芳。我们知道北伐军要打三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听起来都是坏人。其实孙传芳在军阀堆里头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他就跟孙传芳合作，他做了上海第一任的市长。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规划了整个上海，包括整个上海的财政覆盖区域，整个上海的财政的教育，医疗、卫生的教育。

十年砍柴：丁文江跟孙传芳之前，进上海之前，上海市很繁华，但是它属于江苏的一部分，从他来以后，上海作为远东的大城市，它的独立性就很突出了，所以成为中央。现在上海应该叫特别市，以前一直是江苏的。 

纪彭：对，砍柴兄补充的非常正确，他做的这样一件工作，实际上是为上海成为独立的区域，为之后的经济腾飞做了很大的基础性工作。他当时搞了公务员考试，遴选的这批人才，一直到30年代都还是这些人在上海的各个技术官僚的岗位上运转。我刚才就讲他的几个人生转变，包括他之后搞得《独立评论》，《独立评论》是怎么出来的呢？也是一个公知的责任。因为搞了上海之后，政商两界都熟了，他的社会地位也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好就赶上“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非常凶猛，所以《独立评论》就是探讨中日之间如何解决矛盾，怎样能够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分析日本和我们的力量对比。当时我们的国民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都认为中央军一出手，日本就都赶走。还有些人说，就是老蒋不抗日，咱们的国力在日本之上，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十年砍柴：钓鱼岛也一样，任何装备都不缺，干，冲，小日本怕什么。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那都是一些高官说的，大清国这么大，还怕他一个小日本？这样思想有100多年。

凤凰网：我们现在回过头看30年代的时候，中日两国国力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要是真跟人家人家大，完全不是人家对手。但是老百姓不这么认为，他就做了很多的工作，去解释日本的财政、军事、科技各方面比我们强，我们现在跟日本打的话要吃亏，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他很长一段时间被骂做汉奸，被骂做投降和平主义。其实他并不是一个投降和平主义，因为丁江死就是死在抗日的路上，虽然他没有死在抗日前线，因为丁文江的判断就是华北平原肯定守不住的，肯定是要撤到西南、华南地区长期抗战。他就只身到了华南地区来勘探地形，包括矿产。如果大家没有煤，没有战略物资肯定不行，他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出事故死的。所以说这样一个人，我觉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认为国家最需要的，然后他努力的去做，而且很多事情做得都很漂亮。

十年砍柴：看完《丁文江传》我的感慨，主要我对丁文江不太了解。什么叫现代文明人格？丁文江身上就是现代文明人格，他就写出来了。我们现在讲，都是成为一个负面史。我们现在讲的总是有两个倾向，要么就是每天骂骂咧咧，批评政府，不做事，要么就是想办法当公民，要不想办法挣钱，好像两个内容是不能兼容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丁文江这个人就能兼容，他就是现在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结合的，同时他又具有古代士大夫所不具备的操作层面的东西。当大家都在为政治概念在尊重的时候，比如说广东孙中山，然后北边有吴佩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就是，孙传芳请他出山了，他要到上海了，这并不违背他对国家好，让上海这个城市好，让江浙一代好。

在有限的层面，有一部分的钱的话，我是可以这样做下去，帮你把上海市打理的很好，他后来很多的选择其实也都是这样。也就是这个人他也有理念，但是他跟很多人的理念不相同，但是他没有我们传统的士大夫的那种东西。其实我现在看，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他们被国民党、共产党双层管理，因为国共合作搞得北伐。那个时代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合作投资，在那个时候，在东南五省的时候，孙传芳是做的不错的。虽然说吴佩孚和孙传芳被国民党打败，但是你不能说丁文江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