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琮

编者按：

自中央把“去产能”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以来，此轮去产能改革，成效显著：煤炭、钢铁两大重点行业在2016年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目前市场整体回暖，供需关系得到改善，企业利润率明显上升。不过，在此轮去产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有些已经引起行业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得到解决。

2017年，去产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仍然不小。在去产能首战告捷、市场发生变化、矛盾逐渐凸显的局面下，该如何看待去产能的成效，去产能又该如何深入推进？

上一期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从去产能的效果来分析该如何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他指出，真正的供给侧改革是推动国企改革、放宽民企准入。本期，邀请原攀钢副总经理周家琮从市场化角度来谈谈如何去产能。欢迎有更多的读者赐稿讨论。

2016年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成效可观。但随着去产能的深入，也暴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去产能的方式和重点，如何体现在经济活动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兹以钢铁行业为样本，略作探讨。

一、市场应该在当前去产能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宏观层面，去产能首先关心的可能是需要去多少？虽然不少地方都已制定了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的存在先验的答案。治理产能过剩，肇始于钢材市场供需严重失衡，而治理市场供需失衡，控制产量是最终目标，去产能不过是控制产量的间接手段。预设可以实现市场均衡的产量目标，必须首先预测市场需求，但这类预测，多有失败。对于快速发展、屡次大起大落的中国经济，任何预测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本世纪初对发电和钢铁需求的预测失算、导致限制产能之后引发短缺的决策失误，人们还记忆犹新。即使对市场需求能估计得不太离谱，相应的供给侧产量可随之确定，与之匹配的产能却仍是未知数，因为钢铁业同一标称产能，实际产量可以有相当的弹性，即使标称产能不变，一定范围内调整产量并非难事。而且钢铁有效产能的实际存量规模，恐怕神仙也说不清。更何况即使知道了总量，不同产能对应的品种结构、区域市场结构、需求动态变化等，又复杂无比。因此对于产量需多少、产能要多大、产能存量已有多少、还有可能增加多少、从而可以留下多少、由此断定应该去多少？即使有人声称能说得清楚并给出答案，也只能是拍脑袋的结果。去产能应该去多少，不是事先可以设定的指标，只可能是市场实际淘汰的结果，由市场决定、通过市场实现。凭拍脑袋的数字定指标、下任务，煤炭限制年生产276天引发的价格暴涨，殷鉴不远。

去产能应该去哪家，哪些产能和企业必须退出市场？生死存亡的哈姆雷特式之问，更为敏感复杂、利益攸关。问题本来似乎简单，企业缺乏竞争力、难以继续生存，主动退出市场本乃理性选择。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创造社会财富，其财务表现形式就是具备赢利能力，可以持续的经营现金流，也是企业自身正常运转的基本需求。长期不能达到上述标准，理应淘汰。这是判定产能是否落后、企业应否淘汰的唯一客观公正的标准，也是唯一现实可操作的标准。但十分诡异的是，不少经市场考核不合格、已经被市场解雇的企业，仍然长期赖居岗位，是谓僵尸企业。本世纪初提出钢铁“淘汰落后”，所谓“落后”标准，就并非企业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而把工艺技术、产品档次、产能规模，设备类型、环保条件，纷纷当成划分产能是否落后、判定应不应该淘汰的标准。业内人士都明白：钢铁是传统产业，产量中普通产品始终占主要份额。被视为低档的建筑钢材，在国内占钢材市场近半壁江山，技术含量和市场地位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钢铁生产设备也没有绝对的先进和落后之分，用电炉还是转炉，要视资源条件、规模大小而定，不存在孰优孰劣，高炉也要根据资源、品种和市场半径选择，并非越大越好；质量和环保，则是管理和执法的范畴，不宜和产能简单刚性挂钩。如今世界各国的钢铁企业，既有最新的技术，也有相当传统的工艺；既有巨无霸的装置，也有各色各样的中小型设备。当年制定的落后产能标准，有的条款今天已成笑柄。用技术或装备标准判决所谓落后先进、决定淘汰还是保留。夸大所谓“落后产能”对产能过剩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为掩护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帮助貌似先进其实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驱除竞争对手，施放烟幕弹。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花样百出绕道而行，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也为产能急剧扩张提供了方便之门，“淘汰落后”反而导致钢铁产能的突飞猛进。对市场标准和市场机制缺乏敬畏之心，将十分片面、也未必专业的技术标准凌驾于市场之上，是对市场缺乏敬畏之心，当前淘汰过剩产能，应当吸取“淘汰落后”的教训，切不可重蹈覆辙。

去产能该如何去？有市场化和行政指令两条途径。如果真心实意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去产能就应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被淘汰者市场化退出的方式。相反，由政府部门对具体企业定标准、圈名单、判决生死，显然还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必然是冤假错案和漏网之鱼并存，弄虚作假和寻租腐败频现，即使产能虽去、工作其实失败。当然市场化去产能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政府和国有银行，彻底放弃对僵尸企业的救助，实现市场公平。二是钢材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市场预期最好还略有寒意，而不是猪也能飞上天的热火朝天。眼下的节节攀升的钢材价格，已经对行政化去产能的副作用发出预警，显然并不利于市场化的去产能。市场化去产能还必须承受两个后果：一是被淘汰的企业，可能恰恰是政府所不舍。二是僵尸企业将彻底暴露、走向重组或破产，GDP、就业、财政收入、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大，也将更多暴露债权银行的不良资产。

去产能，是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当然应该让市场在这次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市场最公平、市场最准确、市场最真实、市场也最有效，让市场机制淘汰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最佳方式，也是去产能的重点。去多少、去哪家、怎么去，就都有了可靠的答案。

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市场经济秩序，是去产能的治本之策。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集中反映了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着综合复杂的体制背景。只有通过改革，克服导致产能过剩的体制弊病，才能从源头上予以根治。

1、产能过剩，源自需求过热。就钢铁谈钢铁过不过剩，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也解决不了。实现钢材需求市场平稳有序，不大起大落、特别是防止过热，是避免产能过剩的基本前提。主要作为投资品的钢材，需求过热的背后是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和基础设施投资过于集中。只有经济增长不再过度依赖投资、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财政支出结构随之优化，屡败屡战的房地产调控取得显著成效，钢材市场才能避免过热、实现健康发展。

2、产能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有进有退，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本不会造成长期严重过剩。但如果本应淘汰的产能不能及时退出市场，不断形成过剩产能的堰塞湖，直到需要通过运动式的清理才能去除，则说明市场退出机制已经失效。破产难、国企破产难上加难，加上提倡“少破产”就更难，是过剩产能难以退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国有资产处置中，落后的观念和非市场化的评估办法，使得“国有资产流失”的达摩克利斯剑始终高悬，限制了产能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通过产权市场转让、转型调整去除产能。健全市场退出机制，鼓励支持过剩产能行业国企中的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或产权交易，及时退出市场，是去产能的重要途径。

3、产能过剩行业中部分国有僵尸企业，既有财政直接或隐性补贴；又可获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即使不符合信贷条件，也能以过桥贷款手段还旧借新；还能通过名为市场化、其实不乏行政色彩的债改股，获得喘息机会；非市场化的并购重组，也是僵尸企业产能免遭淘汰的逃遁之门；凡此种种，令市场独立主体间公平竞争的规则失效，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失灵，是过剩产能长期以来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对僵尸企业的各种保护真正得到禁止，市场淘汰机制生效，才能根治产能过剩。

4、盲目投资，也许是导致产能过剩仅次于需求过热的第二位原因。不在乎投资收益、不重视投资风险的盲目投资，不但屡屡发生、有时甚至还形成热潮，既表明市场的不成熟、盲目跟风和投机盛行，也源自投资决策者并非真正市场主体，掌柜的拿东家的钱盲目投资不心疼，这在委托代理关系远未健全的国有企业，表现尤甚。上一个十年，产能过剩行业的少数国企，盲目投资几近疯狂，留下严重后遗症，最近中纪委查处的个别央企，就相当典型。而严重亏损、经营现金流已经难以为继、甚至销售收入不能覆盖成本的僵尸企业，仍然坚持不减产量不去产能，则说明对僵尸企业，市场价格信号和市场调节功能已经失去作用，其非理性行为，完全不是市场主体的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有企业改革中，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奉行经济人理性的投资和经营方针，是防止产能过剩的重要保证。

上述一系列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和过剩产能密切相关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统一调控的协调机制；退出市场的去产能企业一视同仁的补偿机制；其职工再就业和失业保障常态化的救济机制等；是防止过剩产能去后又增、卷土重来，甚至边去边增的治本之策。在当前去产能的工作中，总结历史教训、研究治本之策，推进能及时有效遏制产能过剩出现的制度建设，是更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三、改进经济管理方式、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是去产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各级政府对去产能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去产能是否成功，不能仅仅看产能规模压减了多少，还要看去产能是否公平精准、付出了多大代价、有没有后遗症、特别是防止过剩产能咸鱼翻身的长效机制是否建立，要实现上述目标，目前去产能的推进方式，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合理有效的经济制度，是转型期社会宝贵的稀缺资源。政府作为经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其管理经济的方式，依靠长期、系统的制度改进和安排，要远胜于短期、频繁出台和调整政策。目前压减产能虽轰轰烈烈，但去产能的方式，还大体沿袭房价涨了限购等简单粗放、事实证明效果不佳、甚至乱象丛生的办法。对如何在去产能中、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安排，进而反思产能过剩的制度原因、革除其制度弊病，建立防止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却远远不够。

过剩产能经多年累积，已形成颇具特色的经济泡沫，消减这类泡沫，不仅要明确方向，也要考虑系统环境、把握恰当时机。在大力压缩过剩产能规模的同时，还要注意去产能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应当和市场环境匹配，避免和市场脱节、导致南辕北辙或过犹不及。本世纪初限制钢铁项目正常投资，造成市场饥渴、反而刺激乱投资，就是一个教训。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开足马力、房地产高烧不退、钢价扶摇直上，也许并非钢铁去产能的最佳时机和理想环境。这时候去产能仍强行单兵突进、形成产能将大幅减少的预期，对钢材市场不啻火上浇油，最终去产能亦无异于缘木求鱼。优秀的经济管理者，应当甘为曲突徙薪的常客，不做焦头烂额的上宾。不仅如普利策所言、作为海上航行船头上的瞭望者，及时发现浅滩暗礁发出警报，还要象一名船长，提前果断调整航向。不能及时预测市场和产业动向、不给需求供给两侧系统留出响应时间，临渴掘井，难免手忙脚乱、应对失据。去产能工作，应当吸取前年股灾对环境误判、延宕时机的教训。

市场经济的管理，应当以间接调控为主，慎用直接干涉，去产能同样如此。行政指令去产能固然简单痛快，但势必进一步扭曲政企关系，去产能的对象或有失公平，力度亦难精准，更做不到既治标又治本。遗憾的是目前各地的去产能，仍以行政指令为主，沿袭了上世纪末纺织砸锭、2010年完不成节能指标工厂拉闸的套路，和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号召很不合拍。当然转变经济管理方式非一日之功，实行间接调控，地方的权力和责任也不对称。但有关部委至少应当率先垂范，强化间接调控的意识、探索间接调控的途径，而不是提倡鼓励去产能中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

政府治理产能过剩，必须依法行政，用搞运动的办法违法行政，后患无穷。对依法开办的企业，不应该以去产能的名义、或为了完成去产能的指标，找其它借口非法强制关停。而且保护产权不受侵犯的信誓旦旦，不仅在于所有权不被剥夺，也在于附属产权的使用权能够正常履行。

现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很难不发生混淆，比起央企，地方国企可能更为突出。在政府主导、行政化的去产能中，政府部门作为利益相关方，并没有回避制度。既是当事人又当法官的结果，是过剩产能中低效率应淘汰的国有企业，每每受到袒护，民营企业则往往成了替罪羊。既谈不上效率，更做不到公正，也是当前去产能中应当警惕、今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应该解决的问题。

能不能实现经济管理方式的变革，廓清行政权力和市场机制的边界，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的去产能，既是一场不易应对的挑战，也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作者系原攀钢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