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兴宁黄槐镇，“8·7”矿难发生后第11天。马达的轰鸣声中，抽水机还在不停地工作。可是这些对身陷地下420米深处的123名矿工来说，已经没有意义。
    抢险指挥工作小组组长董书宁称，此次矿难带来的积水在1500万-20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的存水量，即使一切顺利，完全抽干地下的水也需要600天时间。
    黄槐镇政府门口，已经不见了矿工领工资的队伍。
    兴宁长途车站，大多数乘客背包拿桶，皮肤暗黑，他们是领到7月至8月工资后踏上返乡之路的矿工们。
    兴宁市区兴宁市政府门前、兴宁市烟草公司门前以及黄槐镇政府门口，分别新挂了一个写着“举报箱”字样的长方形木匣，设立者是8月11日成立的国务院兴宁大兴煤矿“8·7”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查清兴宁大兴煤矿透水事故的幕后真相，方便群众举报，彻底查处事故背后的渎职、失职、腐败行为。
    123名矿工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用生命的残酷代价，帮助人们揭开了围绕在矿难背后的经济利益链。在这个利益链上，每一环都粘着鲜血，欠着人命债。  
“黑矿主”250万买来国有大矿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云高，就是导致这次矿难事故的“黑心矿主”。正是曾和大批煤矿管理人员在发生矿难后没有采取任何报告和抢险措施出逃，才导致贻误最佳救人时机。而曾直到出逃时，头上还环绕着兴宁、梅州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目前，曾云高与矿难发生后逃匿现场的十几名管理人员已经归案，均被监视居住。
    谁能想到，今天发生惨剧的这个人间魔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曾经是一座“花园式煤矿”。大兴煤矿原属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资产总额2．18亿元，在1999年破产转制后落入曾云高手中。
    曾云高，原是兴宁黄槐镇一个高中未毕业的小货车司机。曾的第一桶金，是靠开着一辆小货车送煤得来。后来，靠着在四望嶂矿务局里当过“包工头”的父亲的帮助，曾云高进入矿务局派出所，穿上了警服。1993年，在私人开采煤矿热潮的大背景下，曾云高顺利得到了一些小煤矿的开采权，由此积累了不菲身家。从那时起，曾手里的钱，开始粘血。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兴宁小煤窑泛滥，400多个私人煤矿与四望嶂矿务局抢夺资源，国有煤矿遭受浩劫。
    1998年11月15日零时，四望嶂矿务局宣告全面停产，当时，巷道、通风、排水系统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媒体报道的停产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善，受小煤窑侵采破坏，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失去事故控制的能力，经济状况逐年恶化，负债总额达17660万元。”1999年，梅州中院受理四望嶂矿务局破产案，广东省政府方面成立了由原广东省重化厅厅长赵大任任组长的破产清算小组。
    郭启发是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四望嶂留守处党委书记，也是这个轰轰烈烈的国有大矿从兴旺到衰败的见证人，面对记者，郭为四望嶂矿务局的破产鸣冤。“既不是经营不善，更非资不抵债”。周围分布的238个小煤窑，群采滥采，将整个矿区搞得千疮百孔，严重破坏了煤矿生产的安全环境。这才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有大矿被宣告破产的真实原因。
    四望嶂矿务局的破产，为曾云高得以走上前台，“干一番大事业”提供了机会。曾云高随即以“当地政府指定受让人”的身份，买下大兴煤矿。
    曾云高凭什么成为“指定受让人”？
    据郭启发回忆，当时四望嶂矿务局固定资产原值为2.2亿元人民币，地下已经探明的煤炭储藏量为5000万吨，“当时前来竞争四望嶂矿务局资产的买家有十几个，但兴宁市政府已经指定了受让人为曾云高，再加之，破产清算组担心转让给其他人怕收不回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给了曾云高。”
    兴宁市政府指定受让的理由，据说因为曾云高是当地人，收款有保障。事后，曾云高确实如期交上了转让款，但据查这笔钱来自黄槐镇信用社负责人曾慈祥提供的一笔贷款。
    郭启发向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当时四望嶂矿务局破产清算组与受让人签署的《广东省四望嶂矿务局井下设备、设施转让协议书》，协议的签署者为时任广东省重化厅副厅长赵大任和曾云高。在这份协议书中记者看到，整个四望嶂矿务局所有四对矿井的设施、设备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50万元。根据这份协议，曾云高以250万获得了四望嶂矿务局价值2.2亿元的固定资产，他得到了四个矿井底车场巷道、泵房、变电所等矿井内的一切设备、设施，并采取承包经营方式获得煤矿的开采经营权。
   有趣的是，私人小煤矿是致使四望嶂矿务局亏损破产和停产的重要原因，时为小矿主的曾云高，正是这吞噬四望嶂矿务局的无数条蛀虫之一。
神秘的“符号股东”
    不久后，曾云高成立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开始了对刚被省里以安全隐患停产的大兴煤矿（矿难发生地）的开采。
    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采取发起入股的形式设立，由于初期资金缺乏，1800万注册资金中相当部分是以集资入股的形式获得的。最初的投资人除了曾云高所在的槐东村的村民之外，还有黄槐镇和相邻的黄陂镇一些做煤生意的小老板，他们是真金白银拿出现金的人。大概一共为曾募集到了4000万元。但更多的一些股东是以非现金或者少量象征性的现金入股的，他们身份神秘而特殊：既有原来矿务局的一些领导，还包括梅州、兴宁市两级市的政府官员。 
    大径里煤矿公司有65个股东，但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其详细状况。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65个股东中，其中有一些身份是入股征集人与集资人代表，也就是说，每个名字下分别代表着一批人，召集人许诺给他们不同的利润与分红比例，他们各自名下还有一本细账。目前，已经归案的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十几名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参与过入股召集事宜。
    普通人现金入股主要发生在曾云高刚拿到煤矿初期缺乏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演变到后来，尤其是后来煤炭价格飞涨的时候，现金入股主要是针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譬如当地政府机关的政府要员、核心工作人员。现金入股只是针对这些群体的其中一种象征性方式，更多是以送红股（也称干股）、技术股等形式进行。
    每到政策上有风吹草动之时，这些股份就发生了作用。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进行开采，与这些股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1年7月广东省政府在一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会议”上，要求对包括大兴煤矿在内的四望嶂矿区的6个煤矿一律关停。但是，这六家煤矿在地方政府的“据理力争”下被保留了下来，从2002年8月以后一直以“试开采”的名义进行开采。
    同时，曾云高还通过联营与收购的方式，将周围其他私人煤矿均收入囊中。
    “符号股东”们保护自己的方法相当“高明”。
    2005年7月22日，广东矿监局以存在安全隐患等三条理由提交了一份紧急请示——《关于关闭兴宁四望嶂矿务区水淹区下六处煤矿的紧急请示》，广东省再次做出了关闭决定，兴宁市政府一位副市长表示，决定已经通过各级政府层层下达到大兴煤矿。
    有意思的是，就在关闭决定下达同时，兴宁市委下发了一份《关于严禁党政干部参与煤矿生产经营活动的若干规定》，要求党政干部不准以合资、合股或搭干股分红等形式参与煤矿的生产经营，不准以单位的名义参与煤矿生产经营，不准为非法煤矿的生产经营充当保护伞。此时大兴煤矿有关地方官员与政府部门的入股、参股问题早已在几年前就完成了。而政府官员在当地煤矿有股份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兴宁市委办公室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之所以下发这个规定，主要目的是重申以前的相关规定。而另一位兴宁市政府熟知内情的人士则不认可上述说法。他称，出台上述规定的原因，不过是为今后上级在查处类似问题时，为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工作“作一些备书而已”。这是兴宁就参与煤矿经营问题的第一份文字形式的规定，“以前只是在相关会议上强调过”，当地官员拒绝把这个规定的细则给记者看，而据看过这份规定内容的媒体记者介绍，规定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处罚内容，只是一个红头文件。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政府官员尤其是一些当地要员在大径里的入股被掩藏的很深，65个股东中，很多名字实际上只是一个符号，他们背后藏着辗转曲折的利益。“把自己的名字直接写在股东中，那是很傻的行为。”一位当地公务员对记者说。
    这给国务院调查组的工作带来困难。8月17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在事故现场表示，这起事故背后的确存在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目前已发现了一些线索，但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查实。8月18日，调查组设立举报箱，开始走发动群众的路线。  

                                                                            
扭曲的产业链条    

 兴宁属于广州梅州市，梅州则是一个贫困地区，历年累积下来的财政赤字高达上百亿。梅州市财政局局长叶胜坤在2004年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2003年，全市财政以收抵支，缺口在30亿元。报告还提到“县镇财政困难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资金缺口大，财政负债多，包袱重”。此外，梅州财政每年在低保与下岗职工安置上的费用达3亿元。财政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兴宁市政府招待所的一名保安，听说是记者来采访了，也找上门来说，自己的工资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发了，请记者帮忙解决。
    除了矿主攫取利润的需要，地方财政困难是使得大兴煤矿违规开采的另一深层次原因。
    据兴宁市煤炭局有关人士介绍， 2004年兴宁煤矿产业产量78万吨，创产值约3.5个亿,为兴宁财政一年贡献了2000多万元的税收,占兴宁税收总额的1/6,预计2005年将实现产量90万吨。
    黄槐属于兴宁的产煤大镇，多年来围绕煤炭开采，当地形成了一条自发的以煤炭为龙头的产业链。黄槐到黄陂两镇之间不足10公里的路段，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397家大大小小的煤炭经销点，近200家车辆维修点，小炼铁厂、小水泥厂随处可见。兴宁私营春兰煤矿老板对记者说，黄陂黄槐过半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靠男人在井下挖煤的收入。
    1999年四望嶂矿务局停产关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隐患，但后来监管部门对于当地的私人小煤矿继续依然故我的开采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这些私人煤矿中有相当多的与大兴煤矿一样证照不全。　
    2001年7月，广东省政府再次要求关闭包括大兴在内的兴宁六家煤矿时，当地政府“争取”保留的台面上的理由也是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表示将采取妥善的防范措施方式以“试开采”的名义继续开采。
    兴宁市煤炭局有关领导称，省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这位领导自有一套理论：原四望嶂矿务局所属矿山为解决含水地层问题，曾经请北京来的煤炭部煤炭勘测设计院设计了防水墙，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能说因为有风险就什么事情也不干了，就像高速公路，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故，你不可能干脆就把它关闭掉啊。
    此外，在能源紧缺时代，梅州也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缺口瓶颈问题。去年7月份的“煤荒时期”，梅州电力供应告急，梅州市政府成立了解决能源供应问题应急小组，包括大兴煤矿在内的几个煤矿更是加班加点开采。
    另据介绍，被列为兴宁市2005年重点工程项目“重中之重”的由香港华润集团投资占地面积达1.5平方公里的兴达燃煤电厂2+300wm机组，原来预计今年10月投产发电，一期工程预计将为兴宁带来3个亿的税收，同时使兴宁成为广东重要的能源基地，“现在这一切都因‘8·7’透水事故的出现，而变得前景莫测了，原本预计电厂建成投产后，一年消耗煤炭200万吨，这也可以促进兴宁煤炭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兴宁市政府有关人士表示。
    记者在当地还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不能想象，如果黄陂、黄槐的煤矿绝对禁止开采的话，会有多少家庭陷入经济危机中”，一位当地政府官员称，不单是很多家庭经济来源靠挖煤,还有一系列譬如汽车维修、运输、钢铁厂等等，连带产业面临生存困境,对兴宁的影响绝对是全局的，“如果因此而将兴宁的煤矿封杀，后果便是使兴宁经济发展倒退20年。”水口炼铁厂老板曾环标担心着他的工厂：“目前存煤只够用20天，但政府要我们14日停产。如果不让采煤，这个地方就要死掉的。” 
    正是这种地方经济利益本位与安全监管部门的博弈，最终导致安全监管放松，伴随着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直接将123名矿工的生命送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