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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练员操纵比赛结果、运动员频频弃权、滥服违禁药物之类的“现象”，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体育精神的角度加以批评，认为道德自律是净化全运会的良方。
但是我们认为，价值评判虽有助于激浊扬清，但是问题的深层实质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行体制的必然结果，是改革处于关键节点的真实写照。全运会的存废和前途是“众人之事”，并不只取决于体育部门的自我评价。
目前我国体育事业采用的举国体制，主张倾一国之力培养金牌运动员，不惜付出代价，不计个人得失，并以严格的行政手段进行控制。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了针对奥运会的“金牌战略”后，针对优势项目进行更大投入，施加更大压力，在省、市、县各级，通过行政层级逐级传导。
全运会是举国体制的集大成者。造成种种丑闻产生的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奥运金牌计入全运会，解放军代表团选手的奖牌同时计入籍贯所在省市的代表团——无非是为调动地方体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保证奥运会项目梯队建设与训练水平，进而实现“奥运战略”。
所以我们在全运会上就会看到种种现象，一些奥运金牌得主，由于已经“内定”参加北京奥运会，并且奥运金牌已经计入地方代表团金牌榜，因此频频演出弃权闹剧。而面对残酷和淘汰率极高的专业运动管理体制，绝大多数运动员为了在退役之后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物质奖励和工作安排，必须拼命争取好成绩，各地方体育局的官员作为压力考核型体制中的一员，为了争取政绩，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名次。
这是全运会丑闻的诱因，而诱因的背后是已经维系了五十多年的“举国体制”。这一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被剥夺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的时代产生的。五十年以来，采取这一机制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世界各国所普遍采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是，通过全民健身和私人投资形成竞争机制，并以此为基础产生国家队。
雅典奥运会以后，我国体育部门认为举国体制保证了奥运金牌，优越性不容置疑。但是我们认为，除去某些开始市场化改革的运动项目，我国的体育事业是由国家财政投入、体育部门提供的非营利性产品，产品属公共品，资金投入则属于公共财政。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属于“众人之事”，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与评判。
公共财政领域的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之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公共财政领域的突出问题是：投入方向存在歧视性，对投入产出的效能缺乏有效监督，部门利益化，这样的问题在体育部门尤为突出。
为了全运会上竞技体育的成绩，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各地政府普遍制定金牌计划，重“奥运争光”，轻“全民健身”，不计成本投入，大量的投入则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和寻租空间，国家体育总局因此连年成为李金华审计长报告中的整改对象。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一些已经迈出市场化步伐的体育项目中，体育主管部门囿于部门利益，没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必要界限，导致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形成了资本追逐权力、权力操纵资本的局面。而有关部门却诿过于改革，否定市场化道路，称举国体制才是未来方向。这一幕，与众多领域的改革极其相似，正是中国改革处于关键节点的典型情境。
在全运会这件“众人之事”上，我们不希望总是以奥运战略搪塞视听，以国家之名掩盖部门利益。我们希望听到普通公民的声音，他们的好恶取舍是竞技体育精神的指针，我们希望听到纳税人的声音，他们是体育事业投入的来源，我们希望更多地听到普通公民的声音，他们对于“全民健身”这种公共产品的需要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体育曾经担负着中国体制改革先行者的重任，在此改革“过大关”的关键时刻，由全运现象溯及体制改革肯綮，意义尤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