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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后不久，东北的佟明晶来到山西省阳曲县，看上了西凌井乡韩庄煤矿（明星煤矿），因为资金不足，就联系了石喜成入股，为了打通当地官场关系，石喜成又联系了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副局长吴长胜入股。
从此，佟明晶的噩梦就开始了。
10月28日下午，佟明晶对记者说，到了交款的时候，吴局长拖了几天，迟迟拿不出钱来，最后吴局长把佟明晶和石喜成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他的款没有到位，但他找了一个在杜儿坪开矿的老板杜文平一起投资，并保证说杜不会插手明星煤矿的事，矿上的事还是佟明晶两人办，遇到大事情由他出面协调。虽然很不情愿，但迫于吴局长的面子和压力，佟明晶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办理矿产承包的交割手续，吴局长亲自挑了地点，并把哥哥吴长生一起带来了。付完了买矿钱款，几个人商量股份构成的事，分别是佟明晶、石喜成、杜文平每人投资125万元。但杜文平说，应该把矿上欠西凌井信用社和阳曲的62万元贷款以及欠卖矿方的50万元顶给吴局长，合计112万元。杜文平当时拿出13万元给吴局长，交到石喜成手上，这样吴局长的投资也算125万元。股份由此确定，四人每人持股25％。
当时，佟明晶已经在前期买矿时花了80多万的中介费和10万元定金，多投的部分，吴局长说年终如果没有事故就让佟明晶的股份达到30％。
后来吴局长说区国土资源局的金庆年副局长要入股，杜文平说还有一个人也要入股，但不能说是谁，佟明晶不同意，但吴局长和石喜成同意，最后只得又加进了一个投资125万的股东。这样，大股东变成了5个。
股份确定以后，几个股东签合同，吴局长说，他和金庆年副局长是国家公务员，不能搞第二职业，吴局长让他哥哥吴长生签的字，金庆年副局长是让他妻子签的字。
“可能吴局长不承认他在矿上的股份，但是阳曲县各方面的关系都是由他来谈，书记、县长、主管副县长、安监局等等主管部门的礼都是他送的，这个事实在我们股东4－5月的报表上就能看出来，其中吴局长的支出是116525元”，佟明晶说。
佟明晶是个外地人，煤矿运转之后，杜文平便经常来找佟麻烦，后来又把他哥哥杜二皮派到矿上，佟明晶感到难以立足便提出退股的要求。
当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当初佟明晶资金紧张，就从手底下的包工队的工头和农民工处集资了大概70万元。新股东们来了以后，佟明晶受到排挤，没有了权力，自己的包工队也在矿里没有活儿干了，现在想退股，但其他股东说，只能他把自己的股份卖了，矿上才能退钱给他。
因为集资不能退还，又欠了36个农民工5万元的工资，今年农民工多次到山西省里上访，阳曲县正在协调此事。
现在，这个日产200吨的已被山西安监局勒令停产的小煤矿还在生产。知情人士说，在阳曲当地，这是两个煤矿之一，另外一个是国有煤矿，都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据调查，除了公安局和国土资源局官员背景外，该矿的一位股东还是山西省的政协委员。
“何神”现身
“触目惊心，山河破碎。”山西省的纪委书记看到了举报官员入股煤矿的名单后，说了这八个字。
截至9月30日，山西省11个市共上报有922人入股煤矿，入股金额为9257.74万元。照此算来，平均每个市只有80余人，平均每人只有10余万元的投资。
而此前一次公布的数字中，山西官员人均入股只有4.87万元。
但记者从山西省清退办提供的举报电话上寻找到了“红顶煤商”的一丝线索，一位在忻州当地大名鼎鼎的“何神”。
山西省忻州市，太原之北，煤炭之乡，含煤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12.6％，境内煤炭探明储量200多亿吨，拥有地方煤矿380多个。
“何神”姓何，农民出身，现任山西省忻州市某县县长助理，因为财大气粗，“没有摆不平的事”，至今染指煤炭业15年之久，当地人称“何神”。
“何神”早年任当地某乡党委书记，自从在任期内将该乡的煤矿“长包”出去以后，便陡然而富，出手阔绰，官运亦从此亨通，先是升任县煤管局局长，现在又任分管煤炭工作的县长助理。
“何神”在该县参股的煤矿至少有4座，这在县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当地甚至形成了一个潜规则，治理整顿时，别人开的煤矿要关门，“何神”的却可以照常生产。
在当地某乡，有一个“何神”经营了15年之久的煤矿，一轮承包时，煤矿的最大股东是县煤管局，二轮承包时，县煤管局的股份的出资人就变成了该矿矿长菅某。
一位知情人说，其实一开始煤管局的股份就是“何神”的，菅某和“何神”也是表兄弟关系，“这个乡煤矿的年产能力为21万吨，最近两年煤炭市场形势好，如果正常生产，每个月的利润有200万元。”
煤炭第一大省的山西究竟有多少“何神”？
9月27日，山西省清退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和情况，他说：“现在的名单中，以乡镇干部居多，有的乡镇甚至全体干部都在煤矿有股份，但是入股的金额都不大，最少的入股金额甚至只有1000元。”
据他介绍，这其中有些人是上世纪80年代煤矿效益不好时，从支持煤矿发展的角度出发入的股，这些目前自报自检阶段暴露出来的还都只是一些“小鱼小虾”，更加隐蔽的“大鱼”应该还躲在后面，因为从举报电话提供的线索来看，相当部分的举报电话涉及到市县甚至省级的领导干部。
“何神们”的力量
10月27日晚，山西省孝义市兑镇镇郝家村村民郝某通过电话向记者诉说自己的遭遇，因为拒绝强制拆迁并举报村办煤矿官煤勾结，她和她的母亲被打成骨折，至今仍不能下地行走。
她说：“村里的煤矿一直以来就没有合法手续，但是只要上面来检查，马上就有煤管局、地矿局的人打电话来通风报信。在孝义市95%的煤矿是官煤勾结的，还有5%的煤矿是皇亲国戚自己开的。”
因为私挖滥采，郝家村的底下已经被挖空了，1052间房子全部都是危房。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山西煤炭系统或者官场出过什么腐败大案？”10月24日，山西省大同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说，山西的煤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而煤在山西是绝对的主导产业，因此省里包括许多市县的主要领导都是搞煤出身的，这一方面使得他们在山西的煤炭行业拥有绝对的权威，便于站在大局角度调动煤炭资源，而另一方面，山西的煤炭系统形成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很多问题都在内部消化了。
当地有句话叫“走了一个挖煤官，来了一个挖煤官”。
大同市经委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内部人士说：“在现有的体制下，完全清除官员股份不可能，除非抓一个杀一个。因为市县的利益、官员和矿长的利益都紧紧连在一起，在暗中织成了一张利益网络，谁也动不了。”
记者在大同市采访期间，从主管副市长、纪检组长、新闻中心主任直到偏僻山乡中的值班矿长和村民，几乎都是一句话：“不知道，不能说。”
办一个煤矿首先要发改委立项，然后由国有资源部门出具开采许可证和意见书，环保局办环评报告，规划局出规划，再加上资金证明和用水用电协议，才能开始着手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出来经过煤炭设计研究机构初步设计，方可以进行施工建设，具备开工条件后，还要煤管局检查颁发生产许可证，安监局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才能正式开始生产，而这些还不计算矿长资格证、安全员证等其他相对较容易办的证。
据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水窑乡一位矿长介绍，现在办合法的煤矿越来越难了，仅仅直接管理部门就有30多个，收费项目50多项，一吨煤的成本大概有一半用在各种税费和维护各种关系上。
他说，相比之下，有着官员保护伞的非法煤矿却是轻装上阵，赚钱容易，日子很好，即使出了人命，也有上面来兜着。
“生意”还能做多久
《山西晚报》的记者董伟伟就亲身调查了一起被瞒报的煤矿事故，他说：“据我们调查，这个事故至少有8人死亡。”
据了解，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红窑沟煤矿，自2004年4月以来，连续发生3起事故，死亡矿工被秘密运往大同、朔州甚至内蒙等地火化，煤矿补偿死难者家属4万至9万不等费用，要求家属必须保守秘密。
董伟伟说，当初出事的时候，这个情况被上报到大同市长，市长派地矿局等单位去调查，回报却说是着火了，但是没有死人。《山西晚报》曝光此事后，市长又责令调查，地矿局方面就不断有人来报社说情。
现在，山西省的高层准备对这种现象施以猛药。
当地一位人士说，以往的山西省书记和省长都是出自煤炭系统，本届是第一次来自煤炭系统以外，新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大型矿难中提出了每人赔偿20万的标准，同时要求官员从煤矿中撤资，之后，国家安监局才有官员要退股的责令。
9月19日，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在部署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放出狠话：“治官煤勾结需用重典”、“省委、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非常坚决，严禁党政机关干部参与办矿或者利用职权变相入股经营，违者开除公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我希望全省各级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碰这条高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