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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记者。尽管我们会因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从事我们这个职业的理由。体现价值的薪酬，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不是我们出售公众知情权的借口。
我们是记者。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是记者。但这并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能够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我们信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美好的价值观。但我们是记者，这决定了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公民的我们崇尚并相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可以增加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当然，这是我们的信仰和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但我们反对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暴地强加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忠实于记录和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可以承诺的是，我们将竭尽所能地限制和约束自己的倾向。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公众利益的守夜者，我们的使命是发现。备受关注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发现问题。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究竟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存在腐败。我们曾经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简单武断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11月8日是记者节，一个属于我们，更属于公众的节日。让我们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探究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以免陷入意识形态和商业利润的泥沼，既不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也不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