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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的解释来看，对于当下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发改委是了然于心的。综合起来看，有主张尽快与国际油价接轨的，也有批评油价涨得太多的，还有一些特殊产业部门，因为高油价的冲击已经提出了补贴要求。
发改委司职成品油价格管理和改革方案设计，成品油供应出了问题，发改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从上述意见，我们大体也可以体会发改委之难——哪一种利益诉求都有合理性，发改委能抛开哪一部分人群不管不顾吗？
以目前的国际油价来说，中国的成品油价格要比国际油价低1500到2000元。发改委之难在于，只要接轨，成品油价格必然大幅度上涨，价格上涨，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从张国宝副主任列举的情况而论，出租车司机的生存压力，农民种植成本提高，以及军队用油成本提高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看起来每一种情况出现都很棘手，而且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初的情况。当初为了要不要放开大白菜的价格，各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度担心，如果价格放开了，大白菜价格会不会高到老百姓吃不起？如果老百姓连大白菜都吃不起了，会不会骂娘？
大白菜价格放开之后，老百姓确实骂过娘，但是大白菜的价格并没有涨到老百姓吃不起的地步。这些年，倒是大白菜价格低得常常让“父母官”们头疼，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学会坦然，农民兄弟也学会了对市场信号作出合理反应。
成品油当然不是大白菜。我们也常常喜欢用“战略性”和“关系国计民生”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价格不能随便乱动，市场化不能轻言。虽然国家发改委从来都表示，完善成品油定价形成机制的目标，就是让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
但是从最基本的市场逻辑来看，成品油和大白菜没有什么区别。价格仍然是最基础的市场信号，价格扭曲必然带来市场扭曲。而且，作为当时的“当家菜”，大白菜也曾堪当“关系国计民生”的字眼。所以，抛开那些巨型的国有石油公司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说，在成品油国外价格明显高于国内价格之时，多出口一点，同时少炼一点油应是正常的反应。
发改委说，虽然我们没有遭受过石油危机的冲击，但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应对高油价的问题。我们非常赞同这样前瞻性的考虑。问题是，一方面我们通过价格管制，不断地向市场提供着不能反映供求关系的廉价石油；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提倡节油节能，在扭曲的价格信号面前，消费者乃至与此相关的厂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至于替代能源的出现乃至广泛使用，更依赖于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廉价石油不会激励任何人把目光投向可能的替代能源。如果这样考虑的话，油价甚至不仅仅是供求关系的简单反映，而且应该把环保等社会成本包括在内。
算算这笔账，我们会发现，跟国际油价不接轨，客观上产生的对国内市场的补贴，很大一部分都可能落到了无节制的消耗和浪费行为上。
正如发改委所言，在理顺成品油价格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考虑到特殊行业可能出现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放弃市场化的努力，而是在市场化的框架下，做出一些合理的补偿性安排。即使是这样的制度，也应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考虑。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确实相信市场之手能够解决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就像当初对待大白菜那样，在过去20多年里，这样的故事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