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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比较一下已撤投资和未撤投资的人均投资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官煤勾结水还很深，“大鱼”还在水下。
以山西为例，山西省11个地市共上报922人投资入股煤矿，共投入资金9257.74万元，其中836人已撤出入股资金4077.33万元。也就是说，山西省86名逾期未撤出投资的公职人员的总投资达5000余万元，人均高达60万元左右。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也表示，这次清理纠正工作中撤除的投资可能只是一部分，从目前举报的线索看，还有更隐蔽、埋藏更深的。而山西省清退办的一位官员也告诉本报记者，从目前自查自报上来的情况统计，入股的官员大多只涉及到乡镇一级，而大量的举报线索却直指县、市甚至省级领导，许多官员是以亲属或代理人的名义入股，还有的是不具名、不投资只“分红”的“干股”，清查这部分官员，难度更高，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上周，本报记者深入山西小煤窑最为集中的大同、太原、忻州地区，试图探询“红顶煤商”们的蛛丝马迹，但是，“从主管副市长、纪检组长、新闻中心主任直到偏僻山乡中的值班矿长和村民，几乎都是一句话：‘不知道，不能说。’”（见本报2005年10月31日《山西红顶煤商二三事》）。
山西省发改委的一位官员一语道破“天机”——山西上至省城下至乡镇，许多官员是煤炭系统出身，或与煤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益错综复杂，官煤铁板一块，这些人都是官煤勾结利益链条上的一环，想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无异“与虎谋皮”。
我们发现，在这种集体缄默的背后，是一种模糊的官商界限，官商勾结、官煤一体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常态。甚至，连负责清查的纪检干部也为一些入股官员“抱屈”，因为他们调查发现，在一些乡镇，甚至全体乡镇干部都在煤矿有股份，最少的只入了1000元的股。其中，很多是在1980年代小煤矿效益不好时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而入的股。纪检人员认为，这些地方官员入股小煤矿，与当初要求深圳干部购买股票的性质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去年，山西省政府还专门下文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文件规定：“机关公务员和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职工，可以离职带薪到民营企业就业，三年内原单位发给基本工资。三年期满后，如果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的，将由原单位安排工作。”
山西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初衷或许是为了精兵简政、鼓励创业、发展经济等等，但是，这种官商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为权钱之间的“期货交易”创造了空间，“带薪下海”的公务员就可能异化为新的“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事实上，199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早有规定，国家公务员禁止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山西省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件：阜新市清河门区长助理李树林，日前从煤矿撤出了700万元入股资金。一位小小的科级干部，何来700万元巨资？其实，李树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据清河门区委宣传部门负责人介绍，李树林“真正的身份是一名农民企业家，我们聘他为区长助理，只是给他一个职务，目的是吸引他在清河门投资开矿”。就这样，李不仅在区政府大楼拥有办公室，而且有资格出席区委、区政府的重要会议。
在众多“由煤而官”的现象中，李树林只是九牛之一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者给有突出贡献的私营企业家以“奖励”，通常会安排他们进入人大、政协担任要职。这些人在私下是商人，住豪宅、开名车，而在主席台上，他们又是拥有“公权”的官员，官商界限进一步模糊。
通过“由官而煤”和“由煤而官”两条途径，权力与资本合谋共生，官中有商，商中有官，公共政策受制于利益同盟，公共机构不能代表公共利益。于是，大量煤商的暴富，必然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矿工的生命为代价——比如山西省，尽管一再治理整顿，但非法违法采矿行为并未有效遏制，许多地方甚至进一步恶化，由个别人的行为演变为群体性的行为、由小规模的私采滥挖演变为大规模的机械开采、由偷偷摸摸演变为明目张胆，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山西省纪委书记发出“山河破碎，触目惊心”的感叹。
一般认为，“官煤勾结”有其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隐蔽性，撤资难于一蹴而就，但这种认知还仅仅停留在治理工具的创新上。事实上，根治官煤问题，是一个治理结构的重组问题。如果不能实现向现代政府治理结构的转型，官员主掌资源分配的权力就依然不受监督，矿业权的出让就依然不能市场化，资源的出让价格就依然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价值。在这样的土壤上，依然会开出“官煤勾结”的“恶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