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李楯/文 尽管大学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质态，但若将几种知名大学排行榜上的中国大学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做一比较，今日的中国大学与其他各国的大学仍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经历了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在世界体系形成后的再度封闭。此前，在20世纪的前期，中国有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虽然较欧美一些大学，他们起步晚，但就其内可容纳、成就大师，师生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政治诸多方面堪足影响一个时代的中国发展，外能与世界对等交流而言，都可以称作是国际化的大学——不幸的是，那是一个民族多难、战乱频发的年代。1952年，中国在大学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由此延续下来的体制和教育理念造成了今日中国大学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的根本不同。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渐入转型时期。其后，中国的一些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企图改变中国的大学，消除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教育理念和规制的影响，但这是很难的，至少是需时日的。
首先，他们提出了要让大学回到教育的原点上来——教育的目的应是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奠基，使之成为会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会学习、会生活的人，而非此前的灌输思想，传授知识、技能，培养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党政精英。
这里，差异有三：一，教育是普遍地培养人，还是只在选拔、造就人材——虽然上大学的只会是一部分人，但大学教育终究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二，教育是为人生奠基，还是为人或代人厘定人生目标、路径；三，教育是把教人“作人”、“做事”视为一体，还是训育“工具性人材”，即或是“工具性”的“创造性人才”——我同意一种说法：“创造性是培养不出来的，但创造性却是可以摧残、扼杀的”，于是，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最终至多只能造就出一些高端的“工具性人材”，而代价是伤及所有的人。
其次，大学应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在大学中，有着与社会、与国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评价规则和理念。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由是，探索、认知的方法和习惯有了专有的养育和葆有的场域，各种思想纵横驰骋，相互启迪，相互砥砺，诸多的“无用之学”及“有用之学”才可形成、发展。反之，教学不自由、学习不自由，对教授和学生的考核同于流水线的工人，看轻“无用之学”（凡就业出路不大的专业，或与就业无关的课程就取消），或靠“举国体制”，以“举国之力”去攻关、建基地，均非大学应有之义。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走出的大学，如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企业那样，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
因此，当下中国的大学，如研究者在论及另种社会组织时所说的那样，与其他国家的大学“形同质异”——形同，是授课、做研究、发论文；质异，是完整地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党政体系的构架、规制和思维、运作模式。
中国大学的改观，自身很难完成，有赖于社会整体的转型，也就是启动和做实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于多年前即已提出的“全面改革”。
国际化大学，是跨越国界的，也就是世界的，人类的；是只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其基础理念就是认可别人和自己不同；以人为本，而不以国或其他为本。秉承大学精神，唯思想、学术是求，于人类面对的各类根本问题上不断探究、求索，而不为功利的目的、权势和意识形态所左右，——其所能容纳的，是世界的和人类的，一个大学虽有自己的传承、理念和规制，却不排斥另样的思想、学术主张；其产出的，也是世界的和人类的，只问思想、学术的水准、品性，而不问学者的国籍或其他。
中国的大学走向国际化，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需要。
作者简介：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社会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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