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李继锋：第一次认识杨教授是1999年的时候，杨教授记不得我，因为他是名家，我只是具体办事的。因为中央电视台正在拍《百年中国》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当时我是策划和历史的统筹，而杨奎松教授是历史顾问，另外还有杨天石教授也是这部片子的历史顾问。所以我当时对杨教授的印象是非常温文尔雅，说话很犀利，但是说话不多，非常内敛，我感觉到杨教授很有激情，也很专注。所以能有这样一套书，几百万字，这么厚重，我想是因为杨奎松教授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专业上，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共党史的研究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杨教授，不知道您的治学的心路历程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共党史，在大陆研究的话有一些困难的，但是杨教授用历史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路径，这之中有很多的心得，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杨奎松：非常感谢，首先要感谢各位能够抽休息的时间专门过来，另外也非常感谢远道而来和专门为这件事而来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像李教授讲的，我本来想说因为“革命”这两个字，结果昨天暴风骤雨，他已经把这个话讲了，我只好讲另外一个话，那就是刚才他提到的，我确实没有想过在有生之年会站在这种地方请各位来参加我的书的讨论会或者座谈会。       

几个月前高华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些念头，我当时想以大家对高华的那种怀念和对高华的那种尊敬，也许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送我。当然我并不期望大家过来送我，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之后，我站在这和大家谈我的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其实本来选题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谈过，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

今年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几本书的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明确跟我讲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实我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说实话是因为我太太的坚持，非要广西来出，所以这个事情我最后只好选择了广西师大社。首先我要向汉唐阳光尚红科表示歉意，我已经跟他当面道过歉了。跟广西师大的合作，这个书摆在这儿，说实话我心里还是蛮高兴蛮欣慰的，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这样的书，不光对我，而且对所有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史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包括跟刘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轻的团队一起共同合作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感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感受到他们工作的那种热情，对质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向广西社，向理想国，向他们的团队，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具体说到这个书，刚才李教授说是新书，我想特别强调，我想多数参加会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四本书不是新书，是已经出版的书，现在市场还在卖，把它们集中起来，实际上是为了出选集的目的，另外也确实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的研究，我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开始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30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到现在也就刚研究到五十年代。换句话来说，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来说，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再去重新修订这些书，其实这些书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个别的书还是值得修订的，因为后来出现很多很多新的资料。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包括建国这种题目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没有力量再重新修订这些书。他们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后来我同意了，我觉得也可以，干脆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的一个话题，无论做怎样的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做中共历史或者做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来讲，应该说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换句话来说，刚才李教授讲了，我们做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现代史，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就是资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我是机缘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为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分配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无论你在大学，无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单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他们的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中共中央党校那段生活，尽管那段时间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