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我们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和官方，和我们今天流行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按道理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把中共党史定位为历史研究科目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我们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会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无论失败的地方，无论问题的地方还是其他各种各样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实，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来的。

同时，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制度本身，假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考虑讨论这些问题，从制度层面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今天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希望能够从现实关怀出发，能够回答一些现实当中大家关心，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够了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做的这个努力，在这里我已经把革命史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大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说都不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书的讨论基本还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层，而不是集中在下层，或者说我对下层的照顾是不够的，还有很多下层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来共产党、国民党谁胜谁败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没有讨论到。

这次本来请了裴宜理和陈永发教授来，我特别希望跟他们的讨论对话当中，听听他们对下层社会的革命因素的高见。裴宜理教授写好几本书都是社会下层，包括讲华北农村问题、上海工人问题、安源矿工问题，她从政治学出发，做历史研究，但是非常遗憾，她昨天晚上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但是飞机最后取消了。很有幸陈永发教授今天来了，他的最早的一部书，用他的话说叫《干革命》，英文叫《Making Revolution》，当年他的导师范力沛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跟我推荐他的这位学生，我们很有幸后来认识了，也特别高兴，虽然他那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前写的，但那本书开拓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做社会史研究的路径。他从比较宏大的角度但是深入到社会微观做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里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我特别希望我的这种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期望整个历史的真相得到呈现。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对事物好坏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历史。我希望先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当然我这里要特别讲，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因为它的禁区远比革命史更多。我们今天发表类似的建国史方面的文章，或者看类似档案的时候，都会受到更多的局限和更多的束缚。希望今后的社会会随着我经历过的那样发展，包括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开放。因为在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的最大体会就是，我们离那段历史越远，它的政治敏感度就越低。所以我希望我能活的稍微长一点，那样建国史的研究也可能变得更开放一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