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直面中国革命(6)
导语:如果整个意识形态还是旧的、传统的,脱离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现状和现实,包括社会矛盾本身的特点,意识形态讲一套话,现实生活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一定需要领导者或者执政者有一个足够的勇气,能够把我们历史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总结起来,看到未来的前途,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走向是什么样。如果我们还是完全从过去的思维逻辑出发的话,我们永远走不出来

 

 

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雷颐:我讲三点,首先向奎松表示祝贺。第二讲我和他的关系,这套书出版我也感到与有荣焉。因为我是1985年到近代史所工作,从1985年夏天就认识了奎松兄,他给我们投稿,当时他的老师正好在我们编辑部,不断有他的稿子来,我就开始给他编稿,就认识了。我们一直关系非常好。刚才我本来要讲的细节,杨先生已经讲出来了。我们在看很多档案很震惊,但是没有办法标出,怎么办?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去掉档案号、卷宗号,只留毛泽东几月几号一个讲话。所以这本书很多文章写成的书,最开始我也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经过我们的手,很多篇是经过我的手出来的,所以我也是感到与有荣焉。

他后来调到近代史所革命史室当主任,由于我们的关系很不错,他希望我到他的室工作,所以我在他的手下,他是革命史室主任,我是做研究,我们关系一直非常密切。第三点,如果有一个小标题的话,这个标题大一点的话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杨奎松。这套书的成果已经可以给他的学术做一个定位了。再小一点说,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杨奎松。怎么样表达他的学术定位呢?一句话,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可能很多人奇怪,中国党史怎么是法学?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虽然我上历史系很早。因为中共是严格按照苏共、联共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基础学科、指导性学科,中共当史是高于历史的学科,是要指导历史研究的。所以在中国49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中,它是高于历史的一个学科,是历史学科之上的,叫做指导性学科。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学位制碰到问题了,从前没有学位制说它是高于历史的指导学科,到了八十年代初恢复学位制,你把党史授什么学位?授历史学吗?那就证明它是历史学。最后决定,所以党史划归为法学,学党史的人都是授于法学学位。

我当年是历史系学位,奎松就是法学。我劝诸位,你们要打官司,你要看他是不是学党史出身的,如果是学党史出身的,他的法学基础跟你差不多。真正把党史变成了一种学问,一种学术,这个是从78年、79年陆续在党史学界就有这个呼声,已经有很多人从老中青各方面作出了努力。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关于西路军的研究,很多人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并且很多人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我参加一个史学理论讨论会,其中把党史的人也喊来了,党史的青年学者,当时奎松还算是青年,强烈呼吁,说党史就应该是历史学。而那些老先生很愤怒,说党史是高于历史的,你们为什么觉得要把党史变成历史。所以从83年、87年到89年,每次反自由化,要求把党史变为历史学是自由化思想在党史学界的一个表现,是党史学界始终要批评的,要批判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个时代的呼唤,许多人这方面作出了成就,而集大成者是以杨奎松、高华为代表。我说以他们为代表,因为这些年我了解很多人作出很多成就,但是奎松兄的这套书,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确实要求把党史变成历史学的要求的一个体现,具体就是在奎松四本书上体现的,在高华的那一本书上也体现了一点。回到我刚开始说的那句话,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谢谢。       

李继锋:台上几位嘉宾都已经发表完他的意见,我们请台下的嘉宾们说说。

党史界的清道夫

徐庆全(炎黄杂志社):我跟奎松认识年限很长,奎松兄的文章是一传手,我是二传手,雷颐发了以后我就摘过来,我记得在《炎黄春秋》上发奎松最长的文章连载了三期,那时候我还在党史圈外晃荡。我跟奎松95年就认识,我觉得杨奎松这位老兄长做学问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震撼,刚才讲到南高北杨的问题,我特别赞成。高华我也很熟悉,杨奎松我也很熟悉,他们俩做学问的路子是两个路子,刚才杨天石讲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我也赞成这个说法,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来,所以高华才那么高。

至于杨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他梳理出一条路。所以这两条路对我这种外行来讲都是非常震撼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学过党史,但是编杂志我确实是在看一些东西。当时看杨奎松写的《延安整风》一个章节,对于我这种门外汉来讲非常震撼。现在他们俩基本代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两条路子,但是是殊途同归的。我觉得这两条路最终都有一个相同点,都是走的实证主义的路子。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了。

杨奎松这四本书我都读过,而且有三本我写了书评,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那本我没有写过,因为当时我跟杨天石先生、杨奎松先生在一起办《百年朝》,我是他们的下属,杨先生是主编,奎松副主编,我是编辑部主任,当时连载六期的文章我也是一字一句都读过的。这次出来的书,奎松一直讲说都是旧书。但是旧书,多年以前的书,现在还能代表中共党史界或者说中国国共两党研究的最新成果,出了以后还能接着出,我觉得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杨奎松是中共党史界的代表性人物。做学问,刚才杨天石先生讲到大气问题,我觉得你讲到的是视野宽阔问题。我觉得奎松这个人大气,杨奎松做人非常大气,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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