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历史影响今天，百姓有必要了解真实的历史    

陈永发：各位来宾，我首先向我的老朋友杨奎松，祝贺他的四本书能够在广西师大出版社集结出版。我平常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演讲，怎么样去表达思路，可是很遗憾，我始终不会，而且弄不好。你们大概也不知道，其实我在台湾受的完整教育，我在美国也呆了十年，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我没学会这个东西。   

奎松在我心目中总是很年轻，六十能有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我自己比他稍微大一点，所以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史或者民国史领域要比他早。你们大概也会很奇怪，我怎么会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我进入这个领域，奎松刚才一直在讲在这里做研究的困难，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很多前辈写些东西，有的时候他们知道会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述而不做，结果还是被找麻烦。

我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台湾大学是不教这个东西的，台大的老师吴相湘告诉我们可以看什么，但是什么资料都看不到。我自己进入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刚好我的老师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我自己也是，但是我去到美国的时候也是美国左派运动最厉害的时候。我是69年去的，71年学校罢课罢了一年，我第一次见到美国的学生运动。我大概从1972年开始慢慢做。我们的关怀点、我们的切入点，我自己有一些问题，总是觉得我要想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当时我们在台湾的处境，我很想知道当时整个的历史怎么样过来的，特别是晚清、民国以后的变化。所以我对民国史非常有兴趣，我也尤其注意到共产党这方面的东西。

我的基本想法也是说我们必须先了解，多知道一些知识，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了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的变化。我在台湾有一个最基本的动机，我只是想知道国民党跟共产党为什么弄成内战，而且在抗战的时候为什么后来国民党败，共产党能够起来。我只是关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这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我会在台湾？因为我是外省人，现在台湾动不动讲四大族群，我是外省族群的第二代。但我的父亲是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是上海工人出身的。我从小跟着他，他后来进入军队。我们也受到一些教育，但是我们始终心里有一个问题，怎么搞的，国民党讲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们跑到台湾来了？所以我整个动机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从这里开始做。从1972一直做到现在，做了四十多年，奎松还很年轻，但是我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很多东西没有办法。   

他这四本书，我怕会讲不清楚，所以在来之前我把广西师大出版社让我写的四五百字，写了那么长，我把我的意见写在上面。不过我今天早上重新看奎松书的时候，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人大的，又是党校的，你比我方便，因为我们在台湾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材料很缺乏，看不见，让我很痛苦。

其实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最早做的研究还好是做的农村，比较基层的研究，所以那些材料不涉及中共党史的范畴，所以材料少也没有关系。因为材料少我有材料少的写法，而且不用看材料，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写，我才不管你那么多。但是你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材料比较困难的，我以前写的时候很羡慕杨奎松真好，很方便很轻松。我今天再重新看他的东西，我也不晓得他竟然也有那么多的辛酸痛苦。其实在那段时间，大家对中共党史有一些看法、想法，大家都是动摇的一个时代，奎松相信通过史料，通过文献，通过第一手研究开始，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而且要透过多方面的材料、国内外的材料。这些成果就集中在这四本书中。他的四本书我有的是看的第一本，有的是看后来的修订本，但基本上都是跟原始的论点都差不多。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写的真好，写的不错，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的缺乏材料。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时候，那些材料基本上也是你们的材料，不是台湾的材料。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战的时候缴获的材料，躺在国民党图书馆里三十年，谁都不觉得重要，所以我就用了，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与社会政治变革在一起的。   

我跟奎松研究的进入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基本上相信一个东西，过去的历史很多可以影响到今天，而且过去的变化对我们真实的信息，我们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体会和理解。而且我们也都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独立起来做研究，而是要全面的看。奎松有时候看得比我还要广，把事情看得更复杂。我们都有这样的基本信念，而且我们认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我总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必须要面对了解他们真实的历史。我们未来何去何从，不见得一定会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知识是需要有的。奎松提供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仅是事实，而且还有一些见解、想法。奎松现在马上要写建国以后，我想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最有成就、最有成绩的一位。只是很遗憾的，另外一位很不错的南大的高华，他最近过世了，现在一切要靠奎松。   

我非常佩服一点，在1980年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历史非常非常重要，台湾的老百姓也要了解。但是后来我在做的过程中有一种感觉，很奇怪，台湾的中国人跟大陆的中国人一样，有一个毛病，好像过去的事情都不相干了，而且他们都有一点对过去不屑于了解，对外国对其他的也不屑于了解，不过今天我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倒是觉得很讶异，我也非常高兴，所以没有我想象的大家对这个东西这么冷淡。我们在做的，可能在学界方面做的还是很不够。

我希望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们在台湾做研究也是满腔热血，结果我在台湾搞了四十年，学生也没培养几个，也没有出过几本特别的书。可是你们在这边，奎松在出版方面（很好），另外你们在北大或者在华东师范大学，我一直很佩服，做的有声有色。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投入，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也希望他们将来可以做更好的东西。历史，说实在话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当代的关怀，或者注意的想法不一样，应该有变动，但是要了解它，这个是需要累积的，至少奎松在两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明年奎松就是六十了，恭喜你，我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要恭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有这个眼界，在今天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也是在剧变，很多东西在变，变了很多。我想你们这个时候也要多了解，尤其是在共产党怎么带来的中国变化，这些变化是怎么样的，所有的制度、文化各方面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