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出版《百年潮》的时候，本来郑惠是让杨奎松当主编的，杨奎松推辞了，他说我的学问不够，他推荐了另外一个学问很深的人，就是老杨，所以他这个人做人非常大气。去年学术界纷纷扰扰说他跟金一南有一个叫板，很多人都说杨奎松这个人属于比较叫真儿或者比较小气，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他这个人一点不小气，他叫真是对的，因为他对历史上有些人借着历史说假话，或者有些人借着历史搞颂歌，他是极为反感的。所以我说杨奎松是清道夫，清道夫什么意思？就是足球的后卫，一脚给踢出去。但是清道夫又是南非的一种鱼类，专门吃海洋里的垃圾。他对中共党史界的垃圾产品，他一个个批驳过。我认为杨奎松的学问，每次他的东西，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都是我个人学习的好榜样。谢谢大家。

文革以前一直都是革命史       

王奇生：我是北大历史系的王奇生。我是杨奎松教授的老粉丝，为什么说老粉丝？我年龄比较老一点。还有一点，我成为他粉丝的时间比较早。我们认识也是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词，但是我已经是他铁杆粉丝。今天大家谈了很多我不来重复，但是我谈一点，这套书，我那天跟他讲，你为什么只出这四本，我说应该把另外一本加进去，那就是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他说也考虑过。他刚才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两个时段，2000年之前研究革命史，2000年开始研究建国史。可见他划分为两个时段，两个范畴，他认为49年以前是革命史，49年以后是建国史。但是这点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是革命史。所以我认为他的“革命”四书应该成为“革命”五经。但是他现在不到60岁，到70岁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拿出来“革命”四书加“革命”五经。       

王海光（中央党校）：奎松从中央党校的门出来的，但是他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我们两个并不熟，他走了以后我倒是听说他的一些事。有些老先生说，杨奎松做学问挺怪，和我们做的不一样，不是那个路子。在那个时期，刚才奎松讲了他为什么要走开，我就想着这也是一个原因。在一个党史的路数中间怎么能跳出来，跟传统的党史进行分离，把一个宣教之学拉入到历史的学科之学，在这上面奎松给我们作出一个榜样。我觉得奎松这几本书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有几本我还是认真阅读过，《“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我还做了很大的书评，好像有三万字。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难得，难得在做学问的心上。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从学的路子并不是太顺利，特别是做党史更不顺利。从党史出来的人转过来做别的学科，做政治学也好，做社会学也好，做其他学科也好，很多都是从党史出来的。但是党史出来做别的学科很有成绩，唯独党史做起来很难。这个难一个是资料的缺乏，再一个能够坚守这块清苦之地也很不容易，他面临着你要和传统的一些成见旧说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还面临你发表东西很困难，还面临你得到材料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奎松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在圈里，在这个行道当中做的这些人知道能做出这些成就是多么难、多么不容易。我就是给奎松兄是祝贺。这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把下面五经再做好。       

王巍：我是一个商人，所以从门外汉的角度来谈。高华和杨奎松的书我都读了，十年前读高华，这几年读杨奎松。非常感触两点，第一，目前中国大部分书在灌输意识形态，制造民愚，甚至调动民愚，你们在启发民智，所以我感谢你们。第二，这么多年中国关于历史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太多的煽情、口号、空洞的东西，你们的东西重视证据，平和讨论，从这一点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周志兴：我是共识网的周志兴。首先祝贺奎松出了这么大部头的书，今天在这我很惊讶，有这么多年轻读者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个院子，我从75年到80年在这个院子工作，那时候也是很多年轻人，但是那时候我们学不到这些东西。奎松这几本书，奎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肯定是由于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研究办法。按说奎松走过的路子我都走过，中央档案馆也是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我后来知难而退，我觉得我做不了这活。这活还是得像杨奎松先生、杨天石、雷颐、马勇他们做的事。

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觉得中国有希望。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能够关心党史，这是第一。第二，希望大家能够向奎松学习，钻研刻苦，把中国历史搞清楚，把中国的未来搞上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