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锋：谢谢陈院士。陈院士跟杨教授都是两岸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顶尖的人，他们两个人是“对手”，他们除了互相赞美之外，也互相的批评，所以他们之间的交谊是我们史学界和海峡两岸交流的一段佳话。刚才我们听杨教授的演讲，他是特别理性的人，不是一般的理性。我非常喜欢读二杨的书，杨天石先生的书和杨奎松先生的书，当然杨奎松先生的书的特点就是文字特别干净，没有什么罗嗦的，也没有什么夸张的形容词，几乎都看不见，但是他把一个故事情节交待得非常清楚，把故事梗概交待的非常有吸引力。今天杨天石先生，他是从内蒙古赶过来的，非常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杨奎松教授是我的师兄，因为他是78级，我是79级的，但是杨天石老师是我们的前辈，不只是他的文风，不只是他对资料的熟识和掌握，特别是近几年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杨奎松教授著作里面也提到国民党的反共和联共，也提到西安事变的问题，这些问题当中很多都和杨天石教授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也请杨天石教授讲讲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包括对杨奎松教授学术的成果，他的治学理念您的一些看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杨天石：我是从内蒙赶回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两天一直在内蒙参观考察，本来今天还不该回来，但是这个会我一定要参加，所以上午刚刚回到北京。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会呢？一个是向奎松表示祝贺，一个是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年出了很多好书。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没有想好我应该讲什么。第一，这四本书我觉得都是精品，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精品，都是要想了解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或者研究人员必读的书。这些年史学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出版过各种各样的许多近代史的著作，我觉得奎松的这四本书应该说是代表了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的精品，不可以不读。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觉得这四本书都是讲真话的书，是写真正的近现代史的书。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出过许多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书，我总的感觉是假话太多，不真实的东西太多，被掩盖的东西太多。这四本书我虽然不敢说四本我从头到尾都读过，但是至少其中有两本我可以讲是一字一句都读过的。一本是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奎松的这部书最初是在《百年朝》杂志上连载的，我当时是《百年朝》杂志的主编，应该说他这部书我是每期都要编，当然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个标点都不会放过。其次是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个书原来是《中国国民党史》里边的一部，因此这个书我不是读了一遍，而是读了好几遍。其他的两本书，我大部分内容是读过的，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个看法，这四本书没有假话，没有假的历史。

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曾经这么讲过，那个记者问季羡林先生说你是不是讲真话的，季先生说当然我讲的话都是真话，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把所有的真话都讲了。以前我们近代史研究的只有一个老的领导，中华民族史总的主编李新同志，他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写作的人讲过，他说我们写书可以讲5%的废话，也可以讲5%的套话，但是假话一句话也不能讲。奎松的这几本书，我不敢说奎松是不是把所有的真话都讲了，这个只有奎松自己能回答，他最清楚。但是我想奎松这四本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句句都是真话。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这四本书给我的感觉，资料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资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有大量的史实也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曾经跟中央文学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事讨论过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本书是金冲及同事写的序言，我跟他谈，我说这个书幸亏有了你的序言，如果没有这个序言的话恐怕这个书能不能出版，会有问题。

金冲及跟我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在这么一个课题上，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这个课题说，奎松能够把材料收集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句老实话，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跟苏联的关系，这个是很多学者，虽然有兴趣，都是望而却步的题目。但是奎松他进了这个领域，能够搞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研究视野决定了研究水平   

第四个想法，我觉得奎松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的视野比较广阔。历史就好象是海洋似的，太大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不管他如何勤奋、如何焚膏继晷、日以继夜的进行研究，每个人一辈子所能够研究的问题往往也只是历史大海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历史学家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的人研究近代史，有的人研究现代史，有的人研究古代史，或者说这个人是研究孙中山的，这个人是研究袁世凯的，这个人是研究蒋介石的，每个人是拿了一个小的勺子去从历史的海洋里摇了一勺之水，但是实际上历史太广阔了。所以我说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一定要研究国民党的历史，同样，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也要研究中共党史，只有这样我们在观察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重要的政党的时候，由于两个政党的文献资料你都看、都读，两个政党的观点、立场你都去了解，你的观察、你的研究才可能是全面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许多研究工作者都只能研究一个方面，甚至于只研究一个人。   

奎松的研究，他的这四本书，我觉得说明了他的视野、他的研究角度是宽广的。奎松最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研究中共党史，这些年来逐渐研究国民党史。奎松的这四本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研究中国革命，也是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是研究国民党史。所以奎松的研究特点是一个比较广阔，跳出了坐井观天的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能够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这个是他著作的重要特点。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研究一个方面，研究一点，他的研究水平是必然受到局限的。这是奎松著作的第四个特点。   

最后还是祝贺奎松四本书的出版，另外也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一次推出他的四本书表示致敬，谢谢大家。       

李继锋：像杨天石研究员这样一个内功非常深厚的顶级历史学家，真正读懂杨奎松教授的书，普通人看到很好，但是好在哪里恐怕没有杨天石研究员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贡献杨天石研究员。历史学家要成功的话机遇也很重要，杨奎松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到中央党校，然后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又到中国人民大学，都是最顶级的研究机构，他的成就为什么这么高，就像杨天石先生讲的他是大器早成，这种特殊的机遇他才能成。在近代史所这段经历对杨教授影响非常大，雷颐教授跟杨教授也是好朋友，而且这套书印出来第一个签名就是送给雷颐教授，请雷颐教授讲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