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刚才杨玲说的直译问题，我们可以随便讲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比如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描写一个人去看着另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长久的思念，他会把这个事写的非常细，这个过程中他会写到很多他独特的内容和独特的细节，假如我们用一往情深这样的词，他就把那些细节丢掉了。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品，确实没有办法把它纳入我们现有的一个一个固定的成语里面去，如果纳入成语里面就把原来鲜活的东西损失掉很多。这本书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的是一个爱情。爱情这个事情，我们读这个书的话，在我们很古典的文学作品里面，几乎每部作品都会写到这个。但是这个对于二十世纪的作家来讲，其实有一点困难。因为很多人写到爱情不太容易写的很好，《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之后美国作家托马斯也曾经写过书评谈到这个事情，他说七十道八十年代后烂漫主义思潮中，所有人被洗脑，甚至爱情产生季度恐惧心理，爱情曾经让一代人着魔的流行字眼，现在作家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严肃对待爱情这个主题，对于现代作家来讲相当困难。他当时对于这个事情，他觉得马尔克斯有一种革命性。马尔克斯自己也说，他说我认为有关爱情的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有价值。我就想问问余华兄，你是怎么来文学里面的爱情，在你的创作里面，包括你的阅读里面，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古典作家跟对于当代作家是不是有一点困难？还是这个已经被人穷尽了？

余华：对于所有作家来说最难写的就是爱情，当然你可以写一个爱情故事，很受欢迎的爱情故事，但是问题是它不一定是好的爱情故事，所以像这样的爱情故事，我记得我未满30岁的时候，读了这个书以后还读了马尔克斯的访谈，他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想把这两个人年轻和年老的爱情和拉美的动荡放在一起起，但是后来他发现一本书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你不要胃口太大，历史是历史，爱情是爱情。但是当我读完以后发现，拉美的动荡、拉美的风土人情仍然在里面，因为这是带进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样子，不是说既要把萝卜又要扔泥。弗雷败有点节外生枝的写，他就是自然中把它带出来的，所以他的爱情里面也带了拉美的变化、拉美的动荡，所以他又不是我们所读到的以前的那种，有一种很畅销的美国小说就叫《爱情故事》，它又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爱情故事，但是又确实是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可能也只有他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爱情。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对这样的作家我们除了崇敬以外没有别的可说的，而且你永远那么崇敬他。

我刚才在找一个词，找不到了，我读第一章的时候，我看杨玲有一个翻译，用我比较陌生的词，但又很精确，但是我一直在找，没有找到，我待会找到之后再告诉她。从这点可以看出她的译文是非常下工夫的，我当时看到那个词突然感到有点陌生，因为这不是我所习惯的词的用法，因为我也读过不少翻译小说，这个用法比较独特，但是她不用这个词的话，那个句子就会多几个字，多几个字之后可能没有那么舒服。我待会继续找，找到以后告诉你们。

刚才杨玲说到成语，根据我的经验，所有外国翻译家翻译中国小说就怕成语，因为每个成语后面都是一个历史，甚至是很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反过来我也发现，很多翻译家把外国小说翻译过来的时候，他也喜欢用成语，为什么？简单，非常讨巧的，就是很轻松的功夫。而且中国读者还觉得这个翻译家很有文化。确实，我当时读的时候，杨玲的翻译有一个优点，她没有使用成语，而且在没有成语的情况下依然是那么舒服。我刚才为了找那个词汇又重读了一下。不像是一个小女孩翻的，像一个老太太翻的。

止庵：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这个爱情故事不是一个寻常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长达五十年，中间中断了五十，五十一年零多少天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如果我们讲它是一个，如果我们考虑马尔克斯怎么写这个爱情故事，其实时间在里面有很大的作用，大概1880年代到1930年代，这里面写到好多人，写到曝露斯特，写到卡拉德，都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人。时间的因素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且陈老师和余华兄谈一下，你们对作品里面的时间因素，这么长的跨度，这个是不是对这部小说必须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余华：还是和马尔克斯的生活成长经历和他的环境有关，因为他成长的时候也是拉美动荡的时候，拉美现在仍然不太平，但是那个时候更动荡，政治上的那种动荡，他这里面很简单就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区别，但其实政党还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政党要比这个复杂，但是它无法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和他的生活经历是有点关系的。